供卵机构讲述供卵双方涉及的伦理问题

供卵机构并非不关注供卵双方的伦理问题，至少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供卵机构，试管流程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伦理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不规避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提供高品质的供卵服务的，也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供卵机构。

目前国内大部分的供卵机构面临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供卵来源受限：目前国际上捐赠的卵母细胞主要有四个来源：辅助生育过程中有多余卵母细胞的不孕患者、偶然的捐赠者(非相关手术取出的卵母细胞)与受者夫妇有血缘关系的捐赠者、商业的专业供卵者。在这四种供卵来源中偶然的捐赠者少见。与受者夫妇有血缘关系的捐赠者似乎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来源，实际上也最易引发**，这一点作为从事供卵行业多年的上海南方供卵机构，遇见了不少这样的案例。

有些希望通过找到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患者，最后都或多或少的遇到了类似**带来的困扰。与受者有血缘关系的母亲或姐妹提供的卵母细胞捐赠，势必将引起家庭伦理关系混乱及岀生后代未来心理障碍等问题。据国外媒体报道，加拿大一位母亲要求将自己的卵母细胞冷冻保存，通过供卵机构供给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女儿今后使用。这一举动引发了有关伦理问题的大讨论。评论人士称，他们对此事件深为担忧，如果小女孩将来使用其母亲的卵生育后代，那么她生下的孩子，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也是她同母异父的妹妹(弟弟)关键词，而她的母亲则既是这个孩子的外祖母，也是这个孩子的遗传学母亲。家庭关系完全陷入混乱，势必在今后漫长岁月中对多人包括孩子造成心理障碍。然而，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生殖研究中心的医生却认为，母亲给女儿捐赠卵母细胞正代表了无私的母爱。最终伦理委员会表示同意，认为“母亲向女儿捐赠卵母细胞的动机出于母爱，而且将来是否使用冷冻卵，决定权完全在她女儿和未来的伴侣手中。伦理上的争议也许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姐妹之间卵母细胞捐赠与母女之间的捐赠相比，导致的血缘关系变化相对简单，但同样涉及未来出生后代的财产继承权、抚养权、监护权等问题。在中国这个拥有传统家族观的国家是无法面对这样混乱的伦理关系的。**母亲遗产的继承权是谁的，**孩子有权继承吗？

供卵机构提供的都是商业性供卵，而这必将成为发展趋势。供卵机构的发展现状也必对法律法规及机构管理等问题提出更高层级的要求，否则商业性供卵行为将由公益行为发展为商业买卖，促生非法买卖、管理混乱，亲缘关系乱等众多社会问题，留下极大隐患。目前允许商业性供卵的国家有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在英国，捐卵的基本要求是要保证供者的动机是利他的、无偿的，且只能支付其交通、误工等基本补偿，参与人类辅助生育治疗的患者也可以捐出部分卵母细胞，称“卵子分享”。澳大利亚允许供卵，且允许亲属、朋友间捐卵，但禁止卵子买卖，仅能提供相应补偿。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禁止一切形式供卵，如德国和日本。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则是允许适龄女性自愿匿名供卵，并可获得适当的因供卵导致的开支的补贴。在我国，捐卵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的供卵行为。捐卵者必须是接受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妇女，而且获卵数在20个以上、可以给予捐赠者必要的误工、交通和医疗补偿。我国的现行规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捐赠卵的来源、数量及质量，导致我国卵母细胞捐赠的可操作性不强。而供卵机构提供的捐卵服务，均为有偿的，即商业捐卵。

第二、赠卵质量问题：目前国际上最多的捐赠卵来源为辅助生殖过程中有“多余”卵母细胞的不孕患者。在我国还额外规定了只有获卵数超过20个且可以保留15个成熟卵子自用的妇女可以捐赠其“多余”卵子。然而，需要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不孕患者中，除单纯因男性因素就诊的夫妇外，不孕妇女本身就可能有影响生育能力的致病因素，那么此类妇女捐赠的卵母细胞是否会携带这类影响因素，并可能将其传递给受者的后代，从而损害受者的权益，降低受者后代的生育能力，无形中扩大不利生育因素的影响范围?例如，经过规范促排卵治疗后能获得20枚以上成熟卵子的妇女多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采用其卵子所获得的女性后代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易发风险是否会增加？这些都是此类卵母细胞来源的最大忧患。相关阅读：卵子冷冻的用武之地。

此外，在正规医疗机构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患者均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遗传疾病史及家族史、染色体、感染指标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捐赠卵子的安全性。但是在商业性供卵行为中，以获得报酬或所谓补偿为目的的捐赠者，在前期检查时隐瞒自身疾病状况、不良生活习惯、传染性疾病及家族史、恶性疾病、精神疾病等问题的可能性增加，这将极大损害受方权益。（商业捐卵每次报酬三万元，“地下”供卵对身体危害很大！）

第三、受卵者年龄：卵子捐赠使卵巢功能不良的高龄女性(年龄超过40岁，甚至绝经后女性也有了生育机会。高龄女性妊娠、生育，不但其自身安全风险增加，其后代的抚育、教育问题也应受到关注。由于父母的年龄过大，可能出现经济能力不好或孩子过早失去父母的情况，孩子的成长环境、身心健康均会受到影响，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对受卵者年龄的限制，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应规定。例如，我国的**特别行政区规定受卵者年龄在5岁以下，但这部分高龄受卵者一般需进行较为严格的健康检查，以确保其能承受妊娠负荷以及承担后续抚养。欧美大部分国家及我国的台湾省则无严格的年龄限制。生育权是指天赋人权，但不是辅助生殖的权力，因此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妇女并非必须给予助孕。我国多数专家主张限制受卵者的年龄，但年龄界限尚无统一意见。

第四、亲子关系问题：传统伦理道德的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遗传学联系，即血缘关系，而赠卵出生的后代与其母亲的遗传学联系发生了分离。孩子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遗传学母亲(也就是赠卵者)，还有一个孕育、分娩的生物学母亲和将来养育他的社会学母亲(法律学母亲)，赠卵使遗传学母亲与生物、社会学母亲发生了分离，遗传学母亲与法律学母亲发生了分离，血缘关系和社会人伦关系变得复杂，传统亲子观念受到挑战，并带来社会伦理问题。赠卵所出生后代的归属等问题涉及遗传学、生物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多个方面，应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第五、子代知情权与子代婚育排查：与**捐赠类似，我国在进行卵母细胞捐赠过程中实施双盲与保密原则，这在避免**和矛盾的前提下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出生后代的知情权。法国明文规定孩子出生后不享有知情权，而瑞典规定子代出生后享有这种权利，德国规定经医师协会批准后可了解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信息，英国则规定子代可以在成年后获得相关信息。2004年英国对赠卵相关条例进行了修订，通过配子捐赠所生育的后代在成年后可以获得其遗传学父母真实信息，从2005年4月起，所有配子捐赠者都要签署将来向其配子产生的子代透露其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书。中国相关法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自这一条例颁布以来，英国的赠卵者明显减少。显然，在考虑子代是否应有知情权问题时需要顾全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尊重供/受双方及出生的子代。我国尚无明确规定赠卵出生子代是否应有知情权，但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库伦理原则》中有关于供精的相关规定：“受者夫妇以及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的医务人员均无权查阅供精者真实身份的信息资料，供精者也无权查阅受者及其后代的一切身份信息资料”。

《疯狂的上海供卵：卵子捐赠的伦理问题》

另一个随之而生的问题是，如果供卵方隐匿个人信息，受卵者对后代隐瞒受卵事实，那么未来同母异父的子代将有可能相遇却完全不知情。尽管发生近亲婚配是小概率事件，但也不能**避免。因此，对于受卵出生的后代仍有必要进行婚育排查。

第六、卵母细胞和**同时捐赠：目前在我国不允许捐赠胚胎，那么对于卵母细胞和**同时缺乏的夫妇，是否可以同时接受捐卵和捐精呢？同时接受卵母细胞和**捐赠与胚胎捐赠的性质是否相同？此操作是否违反我国禁止胚胎捐赠的规定？多数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捐赠的卵子和捐赠的**分别来源于两个非夫妻关系的自愿者，由此形成的胚胎是基于患者夫妇的生育要求，其所有权应属于受者夫妇，不能等同于胚胎捐赠，并未违反我国关于禁止胚胎捐赠的规定。但是，借助于卵母细胞和**同时捐赠出生的后代将会面临更为复杂的伦理及社会问题。

不孕不育症是影响夫妇双方身心健康以及家庭和睦的世界性问题。捐卵技术对于部分患者来说确实带来了福音，使其有机会享受子女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但同时也带来许多伦理道德、社会甚至法律问题。因此在供卵机构提供的捐卵过程中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坚持“有利于捐赠者、有利于患者、有利于后代”的伦理原则，在捐卵过程中严格遵循双盲原则、知情同意原则，造福部分人群，同时尽可能降低给他人及社会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供卵伦理